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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 西汉佩绶制对中国佩饰文化的影响

2023-01-12 11:09 来源: 文旅中国

佩绶制度作为中国古代佩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到西汉时期,佩绶制不断完善并最终成熟,形成了具有鲜明封建等级性质的阶级制度。这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阶级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变迁,而且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符号化表达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西汉佩绶制对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和官员制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佩绶制度的萌芽时期

作为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佩饰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起源最早可追溯到远古时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中,出土了25件被赤铁矿粉染成红色的装饰品。这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矿物染色工艺品,在我国服饰文化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远古先民所制作的佩饰属性仅停留在实用性和装饰性层面,并未形成具有鲜明等级差异性质的佩挂制度。直到进入阶级社会时期,随着身份地位的变化,服饰和佩饰开始呈现出差异,佩饰制度逐渐形成。

先秦时期,“绶”虽指系佩玉之组且位置多悬挂于腰后,但已形成具有阶级属性的佩饰制度。如在《礼记·玉藻》中记载:“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这表明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具有明确等级差异的佩饰制度,且佩饰在颜色、外形等方面的差异成为了阶级变化的重要标志。

秦汉时期,确立了以佩绶为主的佩饰制度。在《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五霸迭兴,战兵不息,佩非战器,韨非兵旗,于是解去韨佩,留其系璲,以为章表。”“韨佩既废,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这也标志着秦汉时期佩绶制度的确定。

中国古代佩绶制度的成熟时期

西汉时期,通过对佩绶制度的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以印、绶认人,等级森严的官员阶级制度。如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诸侯王印,金玺盩绶;相国、丞相、太尉、太傅、太师、太保、前后左右将军,皆金印紫绶;彻侯金印紫绶,避武帝讳,曰通侯,或曰列侯;御史大夫,银印青绶;自太常至执金吾,皆中二千石;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风,皆秩二千石;凡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银印青绶,光禄大夫无;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铜印黑绶,大夫、博士、御史、谒者、郎无;其仆射、御史治书尚符玺者,有印绶;比二百石以上,皆铜印黄绶。”这从侧面证实了印绶在颜色、纹样、尺寸方面的区别,已经成为西汉时期加强服饰等级化、区分官员地位和阶级差异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充分说明西汉时期已经形成成熟的佩绶制度。

同时,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记载,可以对西汉不同时期佩绶制的发展变化进行一定的梳理:汉高祖时期,太尉、太师、前后左右将军等官职承袭秦朝制度且均佩以“金印紫绶”;设御史大夫并佩以“银印青绶”;置一丞相并更名为相国,佩以“绿绶”。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时期,置太傅,佩以“金印紫绶”。汉武帝时期,初置司直并设大司马冠以将军之号,两者均佩以“金印紫绶”。汉宣帝时期,置大司马,不冠将军之号且无官署印绶。汉成帝时期,恢复大司马官署,赐其“金印紫绶”;更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佩以“金印紫绶”;设太师、太保,均佩以“金印紫绶”。

综上所述,虽然在西汉不同时期下佩绶制有一定的差异和变化,但总体而言,西汉时期王公贵族所佩绶带颜色多以赤色和紫色为主,低阶官员所佩绶带则多以青、绿等颜色为主。借此,印绶及其颜色、尺寸、纹样等方面的变化已经成为西汉时期阶级社会中权力地位的外化象征。

西汉佩绶制对中国古代佩饰文化的影响

西汉时期所形成的成熟佩绶制度对后世佩饰制度的建立,以及中国古代佩饰文化的发展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如唐朝时期,佩绶制度多用于六品以上官职的官员,并且在西汉佩绶制度的基础上延伸为双佩、双绶制度。再如明朝时期,则进一步细致区分了不同等级官员在绶带颜色和花纹上的差异。在《明史·舆服志》中记载:“一、二品官员佩云凤四色花锦,三、四品官员佩云鹤花锦,五品官员佩盘雕四色花锦,六、七品官员佩练鹊三色花锦,八、九品官员佩鸂鶒二色花锦。”直到清朝时期,随着官员服饰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顶戴制度的确立,佩绶制度逐渐被替代并最终结束。

此外,虽然佩绶制度在清朝时期结束,但是“印”“绶”的用途却在佩绶制度发展的过程中有了极大的扩展。如“绶”不仅是佩玉之用,而且也可以作为佩刀、双印之饰;“印”则成为汉朝的象征符号,同魏晋书法、唐诗、宋词、元曲以及绘画作品并称。“印”“绶”的用途延伸不仅使佩饰焕发新活力,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结语

中国古代佩饰文化不仅体现了中国社会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物质文明,而且承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精神追求和美学观念。通过对西汉佩绶制度的梳理和挖掘,以及对绶带的再现还原,不仅对中国服饰文化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和扩展,而且为中国现代服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发和借鉴。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融合发展。

(周柯系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讲师、博士;詹秦川系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梦琦系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勾晓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