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大家谈 |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生命意识比较

在16世纪人文主义成为人类文明的前进潮之时，东西方各诞生了一位高举人性旗帜的戏剧大家，让人文主义思想奇妙地以相似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与英国的戏剧舞台上。他们的作品扎根于这一时期的思想变革之中，戏剧家本人也成为中西方文化转型关键时期的觉醒者形象。在中国，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迅速发展的市民经济潮流中抓住了封建社会中的一些人性解放之光，以传奇戏曲这一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对来源于生命自由的人情状态进行了思考。在英国，莎士比亚以伊丽莎白戏剧时代的旗手形象引领了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潮流。两位戏剧家的重要思想交汇点之一，在于突破社会的保守与传统思维，都致力于赞美至深的真情与生命的崇高力量，高举生命意识的旗帜赞美各种与生俱来的自然情感，将生命的高扬作为封建道德不可压抑的真理。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在生命意识的基础上展开了对各种知识与思想的不同追问，并以深刻的思想实现了对现实社会保守文化的突围与更新。

汤显祖传奇作品中因比兴而起的生命意识

受中国诗歌文学比兴传统的影响，汤显祖善于将生存意识结合在对现实景物的观照中，主人公往往在对自然景物的所见所闻中，抒发对人生情怀与生命意识的感悟。例如被称为“临川四梦”第一梦《紫钗记》中，书生李益和小玉在花园中游园的场景，便是对两人生存意识的集中体现。花园中的自然景物与主人公的生命意识相融合，共同建构出这部对人生自由意识的歌颂传奇。在春日的花园中，青年书生李益与三五挚友游学长安，游园言欢，见冰雪消融、春花含蕾的春景而抒发了自己的身世感怀，以及对浪漫爱情的向往和将身许国的抱负。在第二出《春日言怀》中，小生上台后唱“珍珠帘”曲牌接“青玉案”：“盛世为儒观览遍。等闲识得东风面。梦随彩笔绽千花。春向玉阶添几线。上书北阙曾留恋。待漏东华谁召见。殷勤洗拂旧清衿。多少韶华都借看。”在这一段唱段之后，李益才开始正式向观众自我介绍：他姓李名益，字君虞，是陇西人氏。他的父亲在前朝曾担任相国，母亲累封大郡夫人，家中藏书名画无数。他虽有以身许国、博取功名的理想，却并不迂腐，带着对爱情的向往，并不轻贱女性。这些天真美好的愿望与他对自然的赞美是一体的。

接下来，小玉的“插钗新赏”同样以春花起兴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年轻美丽的霍小玉和母亲郑夫人孤居在一个孤寂寥落的故园中。在新春游园中，小玉从年华老去的母亲身上，看到了自己作为深闺少女的无端愁绪。在母亲抒发“游心不应动。为此欲逢迎。我老大年华对此春新也”的感慨之后，风华正茂的小玉却只能因为“无人处和你拾翠闲行”而“淡翠眉峰镇自描”“绣帘珠户好藏娇。掩屏山莫放春心早。还把金针凤眼挑。”一挂珠帘将小玉对春景的憧憬与向往隔在深闺内。汤显祖将久居深闺的小玉与无限美好却只能随时间逐渐逝去的新春作比，给予了女主人公深深的同情，并以春日意象携带的纯真生命力，作为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联系。这些从自然景物起兴的写法延续着中国传统诗词的传统，唱词中春花、雕栏、珠帘、雨丝、画船等意象如流，可谓寓情于景，情景相融。在对充实生命的共同渴望下，霍小玉与李益的爱情通过归还金钗这一偶然性的事件水到渠成，其背后支撑着这段感情故事的，正是男女主人公都具有的美好生命意识。《紫箫记》以10余折戏的内容来描绘豆蔻年华的少女渴望美好生活与浪漫爱情的怀春之情；《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同样因春景无人赏识而生出了哀怨之感，甚至不惜以殒命为代价入梦与柳梦梅相见。这些通过唱词与动作体现的心理描写细腻充分，内涵深沉，表现了汤显祖对正常人欲望的赞美与讴歌。

莎士比亚戏剧中在奇妙幻境中勃发的生命意识

赞美人生在世的能动性、讴歌强烈的生命意识，同样是莎士比亚很多戏剧作品共同体现的精神。莎士比亚曾经在论述中提到，人的本性与对世俗生活的追求密不可分。无论是在纵情欢歌中享受生命，还是在沐浴爱河中寻求欢乐与幸福，都是上天赐予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这是“它不受唯我主义的与逃脱责任的妨碍，它是真正的自我肯定的人生与活力的唯一基础”。在以男女青年的爱情为主题的戏剧作品中，莎士比亚往往将爱情的美好热烈与纯洁真挚的情感与奇妙浪漫幻境联系起来。如《仲夏夜之梦》中，美少女赫米娅和美少年拉山德之间的感情遭到赫米娅父亲的干涉，一对有情人逃到雅典附近的森林中，单恋着赫米娅的狄米特律斯，和单恋狄米特律斯的海伦娜也追入了森林。在森林神仙与精灵的帮助下，有情人赫米娅和拉山德终成眷属。莎士比亚同时对狄米特律斯与海伦娜的“错恋”也予以鼓励与肯定，让他们在奥布朗的神奇仙水的作用下结合在了一起。戏剧中的雅典充满世俗规则的限制，是反人性的场所；而充满友爱与和谐的森林则是童话般明媚的魔法世界，是充分肯定人类生命性的所在。莎士比亚把在现实规则下无法掌握自我命运的恋人带到神奇的仙境，让真挚奔放的感情在森林这一肯定人性的场所中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与自由。《皆大欢喜》中，野心家弗莱得里克篡夺了哥哥的王位，国王被迫带着亲信流落到亚登森林，连公主罗瑟林也被驱逐；一对兄弟奥列弗与奥兰多也由于嫉妒暗生龌龊，哥哥奥列弗设计欲置弟弟奥兰多于死地，将奥兰多驱赶入亚登森林中，正好遇到女扮男装的罗瑟琳，两人在此真心相爱。这里的亚登森林与雅典森林一样，同样是生命与非生命、人类与自然界限消失的神奇世界。在充满权力、欲望、血腥与复仇的人类社会法兰西公国之外，亚登森林中被放逐、驱赶的青年男女之间迸发出了至爱真情的火花。在莎士比亚笔下，他们为挣脱封建家长的束缚或摆脱政治的迫害，在这里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与平等地位，可以以各种大胆自由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爱情理想，其中同样流露出自然真挚的生命意识。

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生命意识的异同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汤显祖与莎士比亚都通过对角色生存意识的详细刻画，揭示了其赞扬和肯定的人性本能，以及主人公与落后的思想的顽强抗争。他们作品的最大共同点便是，在悲喜交融、现实与浪漫结合的戏剧情节中展现出剧作家对于人类生存价值的思索，以及对社会陈腐伦理的批判。他们笔下的主人公重情重义，将维护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视为人生的最高使命。要肯定人的生命意识，死亡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在主人公的生命面临危险时，两位剧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超越个人有限的生命，维护永恒的真理，从而写就了人性至高的颂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甘愿为爱情死而又为爱情生，为爱真正活一次，成为“至情”论的代表与对封建礼教禁锢人性和理学扼杀人欲的反抗，写就了晚明时期对勇气与自由的颂歌。《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为了替成为魂灵的父亲申冤，不惜以一人向整个封建势力发起挑战。在他死前，留下了“我死了，请替我把我的行事和胸怀公布给天下不明真相的人”的遗言，将生命归于无尽的荣耀之中。在有限的生命中通过对真爱与荣耀的重视，令角色获得超越性的精神，是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戏剧中共同的哲学基调。在如何面对生命意识的主题上，这两位东西方戏剧巨匠不约而同以人性的高扬达成了高度默契。

此外，两人在生命意识的本质上也存在一定分歧。汤显祖的生命意识来源于中国晚明时期“人性论”的哲学思潮，主人公对人性的认识带有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子，也充满着浓厚的封建皇权思维和旧观念。《霍小玉传》中男主人公李益在出场时即表现了对功名利禄的渴望“十年映雪图南运。天池浚。兀自守泥涂清困”的身世感慨，展现出个体对以儒生身份存在于世的一种归属感。他继而提到“献赋与论文，堪咳唾风云。悄门庭报春相问。才情到几分”，即愿以诗文才华博取功名的愿望，同时在对美好爱情的期盼中，将期待与春天的来临融为一体，提到“灵池冻释浮鱼阵，上苑阳和起雁臣。”这段唱白勾画出一个积极乐观、饱含生命力的年轻男性形象。尽管“富贵无常”却“才情有种”，怀着一腔实现自身抱负的理想在长安寻找机会，表现出极具典型性的中国古代男子书生集体的共同特征。汤显祖作为当世大儒，始终保留着实现政治理想的抱负，而发挥“至情”的目的之一也在于纯化人民心灵与地方风气。相比之下，莎士比亚作品对生命意识的描写则更加重视西方传统的自由原则，它强调主人公的自主选择以及为其选择付出代价的自由。文艺复兴前后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个性解放的角度上达成了对中世纪以来极端保守思想的反思与反拨。例如，在莎士比亚的早期代表作《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尽管两位主人公盲目乐观、奋不顾身的爱情最终以双双离世的悲剧告终，但莎士比亚依旧以明朗、欢快的笔调赞美了两人为爱情奋不顾身的精神。两位主人公从一见钟情开始便始终顶着家族的压力，对这份可能没有结果的感情保持着忠诚与诚实，他们毫不掩饰各自对这份爱情的热烈向往，至死未曾改变且坚定地维护这份交融的生命体验。

结语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在其戏剧作品中将主人公从传统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了他们对自身生存与存在的全新思考。记述了从个人意识的产生、与传统封建势力的抗争到蕴含宿命又超脱宿命的人物归宿。

（作者系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责编：李一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