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

      解放战争前夕，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 即“五四指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削弱封建剥削的减租减息开始向消灭封建制度的分配土地阶段转变。随后，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解放区迅速展开。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组织领导了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并根据边区实际情况提出对新区和老区采取不同的土改政策，坚决抵制和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确保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1946年7月21日，习仲勋签发了西北局关于减租和查田的指示。这个指示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出发，提出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分区和关中分区一带，应以复查和保佃为主；在减租尚不彻底不普遍的陇东分区的庆阳、镇原、合水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达到彻底减租，同时根据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各阶层利益。指示还说，边区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在内战时期曾经分配了土地，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已解决，但地权纠纷及少数重租剥削现象还存在，应即进行土地登记，解决纠纷，确定地权和贯彻执行土地租赁条例中减租率的规定。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工作由此步入新阶段，各地在继续发动群众解决租赁问题的同时，开始试办征购并分配地主超额土地。

解放战争时期习仲勋深入群众进行战备动员

在试办征购的过程中，习仲勋和西北局及时总结并推广了庆阳县王家塬乡的成功经验。王家塬乡的主要经验是：在征购地主土地前，充分发动农民对地主展开面对面的诉苦清算斗争，打掉地主的威风气焰，使农民看到自己的力量，然后由群众讨论地主的地征不征、征多少留多少、地价定多少等重大问题，再实施征购，由农民分地、丈量土地，地主写约，结果所有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都得到了土地。

根据这些经验，习仲勋和西北局于1947年1月24日发出指示：土地征购只能在群众斗争深入的基础上实行，其具体做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购买。土地征购的过程实质是发动群众的过程，是农村中经济、思想和政治领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在习仲勋和西北局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进展顺利。以前从未分配过土地的370多个乡，经过发动群众深入查租减租，在清算的基础上用地主土地清偿对农民的欠债，共有120万亩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榆横新区普遍实行了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促佃，对个别群众憎恨的恶霸地主进行了清算。

中共中央对习仲勋和西北局土改做法和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47年2月8日向各解放区通报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指出陕甘宁边区若干地方试办土地公债的结果，证明这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最后取消封建土地关系与更多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的最好办法之一。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其核心就是平分土地。1947年11月，习仲勋在绥德县义合镇主持召开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传达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精神，作出了在边区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和开展整党工作的决议。西北局义合会议结束后，陕甘宁边区的老解放区陆续开始了土地改革。广大贫苦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坚决同封建剥削阶级作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此过程中，一种“左”的思想情绪也日益抬头，各地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左”的偏差，有些地方片面宣传所谓“贫雇农路线”、“彻底打乱平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采取许多过火的做法，有个别地方甚至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左”倾错误造成农村阶级阵线严重混乱，使贫雇农感到孤立，广大中农及其他许多应当团结争取的人民受到侵犯和打击，基层干部党员的积极性受到挫伤，对解放区的稳定与生产建设也起到了破坏作用。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思考着纠正“左”倾偏差的办法。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半封建的剥削制度。”会议期间，习仲勋根据自己在陕甘宁和晋绥边区调研的结果，向毛泽东汇报了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出现的各种情况，提出了纠正边区土地改革存在问题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

1948年1月2日，习仲勋召集绥德分区党政军和各县土改工作团200余名党员开会。他紧密联系边区工作的实际，指出在土改中只有正确分析农村阶级，才能正确地对待各阶级。划定阶级成分必须以生产手段（在农村主要是土地）占有与否，占有多少以及与占有生产关系相连带的生产关系（即剥削关系）为依据，当前尤应注意纠正把中农搞成富农等过左的偏向。鉴于“胡祸”而后天灾给边区造成空前严重的大饥荒，他强调各地必须把土改与救灾紧密结合起来，重灾区应立即停止土改，全力救灾。习仲勋对土改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各分区、各县党政机关迅速行动起来，果断制止并纠正各种“左”的错误行为，把土地改革尽快引到党中央所确立的正确的轨道上来。

1月4日，习仲勋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如实报告了边区各地在土改中普遍发生的“左”倾偏差问题及其造成的危害。习仲勋提出：“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如果老区的地主、富农订得和新区一样，势必犯严重错误”；“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等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认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的。”1月9日，毛泽东回复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月17日，西北局举行有640 多人参加的边区级机关干部大会。习仲勋在会上严肃地指出，通过战争和土改，暴露出不少问题，特别是相当多的党员干部甚至部分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较低，政策策略观念差，对新鲜事物缺乏感觉，对实际运动也不分析研究，往往以感想代替政策，或只凭老经验办事简单孤立盲目地去做工作，包办代替，尾巴主义，宁“左”勿右，急于求成，结果既脱离了实际又脱离了群众，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所以，广大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重视学习革命理论，相互注意研究政策和策略，要在全党范围内深人持久地开展一场新的学习运动，以适应革命形势急速发展的需要。

1月19日，习仲勋再次给党中央毛泽东去电，报告说：“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习仲勋分析了老区阶级状况：“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数，抽烟浪荡致贫的。故这些地区组织起的贫农团在群众中无威信，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因而出乱子就很多，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群众中也有同样发生此种现象。很多地区掌握不好，这也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之，老区就不要怕中农当道，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l月20日，毛泽东批示转发习仲勋的来电：“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纠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此后，在习仲勋和西北局的领导下，纠“左”纠偏已经成为陕甘宁边区土改工作的关键环节与首要任务。习仲勋明确指出“左”的倾向的集中表现：错误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甚至有意提高成分去分果实，乱找斗争对象，把劳动者订成剥削分子，普遍使用肉刑，逼死人打死人，乱没收财物，破坏工商业，把基层干部党员一概排斥在群众队伍之外，对军干属也不加任何区别照顾地乱斗，甚至扫地出门，对坏人的胡作非为不加制止，以致在农村引起严重的浪费破坏恐慌逃跑等不正常现象。习仲勋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土改工作团切实负起责任，加强领导，要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地去纠“左”纠偏，并指出纠“左”的关键在干部，各地领导干部要首先打通思想，带个好头。习仲勋还认真研究了各地土改产生“左”倾偏差的原因，认为这是由于干部在工作脱离了实际，主观地决定自己的方针所造成的。为此，习仲勋和西北局开展了对边区农村土地实际状况的调查研究。

2月6日，毛泽东将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及新解放区三种不同情况的地区，在实行土地法的内容、步骤及农会的组织形式应有所不同的初步意见电告李井泉、习仲勋，征求他们的意见。2月8日，习仲勋第三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去电，表示“完全同意在老解放区的土改方针，是调剂平补，再不能实行平分。贫农少的地方（在陕甘宁边区老区，有很多乡村，就很少有贫雇农）, 不组织贫农团。多的地方组织贫农小组，在乡农会之下，起其保护农村少数贫农利益的作用，不能使其起新区或半老区那样领导一切的作用。贫农中的积极分子，在中农同意下，吸收其当选农会会长。政府村乡长，主要的吸收中农中公正积极分子做这些工作（因有很多中农就是以前的贫雇农），老区的农会及政府委员会中，必须有贫农地位，以其三分之一为适宜。老区的农村支部，经整党后，仍应是领导一切的组织。否则，将会发生农村工作的混乱。”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和西北局郑重决定将“抽补调剂”作为边区今后土改的指导方针。针对老区半老区土地早已大体平分而某些地富仍占有较多较好土地的情况，一般应以村为单位，在数量上抽多补少，在质量上抽肥补瘦，分配给少地和地不好的农民，清查没收漏划地主的土地，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以及以多报少的黑地、公地、庙地、学田、绝门地等，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彻底纠正以往分地中的不公现象，通过适当抽补调剂，达到基本持平的目的。即使在土地改革尚不彻底的少数地区，一般也不再采用打乱平分的办法，而是在较大范围内实行抽补调剂，以减轻社会震动，安定人心，促进生产，既能较好地解决土地问题，又能团结最大多数的基本群众。抽补调剂方针完全切合边区的实际情况，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3月以后，针对少数地方纠“左”仍不彻底的情况，习仲勋和西北局又连续发布指示，要求这类地区应继续做好复查纠偏工作，不能说因春耕已到而中止，必须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认真清理完毕，真正落实政策，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阶层农民的积极性，使他们安心劳动，努力生产。清涧等县纷纷派出小型工作组，由县级领导亲自带队，深人基层，调查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问题，当地农民的劳动情绪随之迅速恢复，稳步提高。习仲勋在此期间还陆续写了《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关于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若干领导问题》等多篇文章，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树立先进典型，推广成功检验，指导边区的土地改革工作。

习仲勋把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边区实际相结合，提出的应该在土地改革中对新区和老区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并坚决抵制和纠正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错误，使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进行，确保了土地改革的顺利完成。他的这些正确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也为全国其他各解放区和全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至1948年4月，在老区、半老区总人口一半（约60万人口）的地区中，调剂土地90万亩，消灭了当地的封建土地制度，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